缺少核心技术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尚待时日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张明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越来越多的“MadeinChina”产品出现在全球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在连续两天的“世界制造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与会官产学人士的主流意见是:中国制造业同先进工业国尚有相当差距,但也要看到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独特优势,正确定位,经过努力,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从制造业大国转变成制造业强国。
二00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这是因为,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分额中名列第一。贴牌生产(OEM)的方式,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境外企业的生产基地。
中国是否已成为日本通产省所说的“世界的工厂”?在本届论坛上,曾主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指出,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自主核心技术来看,中国还远远比不上十八世纪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更比不上十九世纪以后的美国和日本。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也在书面发言中认为,所谓“世界工厂”,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有一大批企业和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要地位,甚至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十九、二十世纪的英、美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都在二成以上。按这样的概念来判断,中国现在还谈不上是“世界工厂”。
按中国的统计,一九九九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含建筑业)将近五千亿美元,世界排列第四,仅占百分之五。而日本比重都在百分之十五。二00一年全球五百强企业中,中国虽有十一家进榜,但没有一家是制造业。经叔平分析,中国工业产品产量虽大,但品种少、档次不高、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远未形成主流。
在坦承中国制造业不足的同时,官产学界人士在论坛上也肯定制造业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陈锦华认为,在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同时,加快推进工业化,仍然是一项战略性任务。经叔平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是工业现代化。而工业范畴中,采掘业由于资源的限制,在中国不可能再有太大发展空间,这使制造业在工业现代化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表示,未来二、三十年制造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主体产业,建议国家确立以制造业发展为重点、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工业化战略。
信息时代如何发展制造业是本次论坛上的另一热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组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珠江、长江三角洲有条件率先成为工业化的“制造业世界工厂”,并进而转向信息化的“知识世界工厂”,将传统制造业逐渐向中国内陆转移,使中国成为“二元世界工厂”。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绳立成也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制造业发展还需从四个方面突破资金瓶颈:银行渠道、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社会资金。联想控股副总裁曹之江认为,借助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
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也能成为世界工厂
对中国来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能大笔一挥,说这个我们不干了,说我们不要了,这不行。”樊纲说
“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能成为世界工厂。”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日前在第一财经“财经大讲堂”节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种声音的另一面是从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到媒体的许多中国人并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但他更多地是从就业方面的考虑来论证这个问题的——因为农民问题、低收入阶层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中最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就业问题,是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樊纲说。他认为,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而转移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最有效方式,便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按照2001年的劳工组织的数据,全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力总人口大约一亿六千万,其中中国八千万,其他35个主要制造业国家八千万,其中还有一半在发展中国家。樊纲说:“由此可见,就业机会还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一定要抓住现有的就业机会,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千万不要让它流失到别的国家去,而尽可能把别的国家的就业机会吸引到我们中国来。”
“为了中国不陷入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当中去,我们必须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樊纲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不同意有人说,我们这个不要干那个不要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都是宝贵的。我们已经创造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就业岗位一定要巩固住,也许一个企业要升级换代而放弃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个就业机会一定要留在中国。”
“在我看来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就是最光荣的产业。”樊纲对现在从媒体、政府到学者都瞧不起劳动密集型产生的态度颇不以为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世界资源拉过来放在中国生产来创造我们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不仅为我们生产,而且要为世界生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尽可能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长期保留在中国。”
除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樊纲还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他说:“有人说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这是不对的。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说一个大型的钢铁厂也许只有二三万的钢铁工人,但是周围为这家工厂服务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是三五十万。”
“对中国来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能大笔一挥,说这个我们不干了,说我们不要了,这不行。”樊纲说。
基于扩充产业结构的考虑,樊纲说:“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解决几亿农民进一步进城的问题出发,我们需要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能够造更多的飞船、导弹,我们仍然要生产皮鞋、袜子。我们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保持世界上最宽的一个产业谱,才能够解决我们最大的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
能不能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中国不仅必须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要素:第一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会得以继续保持;第二是需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保持技术创新;第三是需要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和政府机制改革;第四是必须解决好约束中国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樊纲对第一个成功要素充满信心。他说:“我们还有两亿到两亿五的农村劳动力人口需要逐步转移出来,这也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价格不会涨得太多,在世界上依然是有竞争力的。这是我们能够发展各种制造业的一个基础。只有当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我们就有机会把那些宝贵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继续留在中国。”
对于第二个成功要素,樊纲认为这将决定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这一点对于成为世界工厂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创新不仅仅是高新科技产业的问题,所有的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要想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今后也需要有大量的创新,才能够使中国的这些产业在世界上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樊纲认为导致中国许多企业竞争力低下的原因还在于体制上的缺陷,因此需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法成为世界工厂。”他说,“如果我们在资本市场和政府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会提升我们整个产业对资源运用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也会不断地改善,从而使得我们各行各业都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樊纲认为资源约束确实成了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一个瓶颈要素,但不能因此而放弃搞重化工业,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提高资源运用的效率。他说:“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资源约束从来不能够限制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你可以没有资源,但是只要你有效率,你就能够搞重化工业。日本是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但是日本成了世界上利用资源率最高的国家。”
“一种积极的态度是我们要努力去提高我们的资源利用的效率,积极地去搞重化工业。”樊纲说,“而不是说我们投降了,我们不搞重化工业了,这不叫新型工业化道路,那叫反工业化道路,那是懦夫的道路。”
樊纲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再靠大量的污染来换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没有污染仍然是可以发展重化工业的。他说:“我们需要改进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提高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来弥补这块的损失,或者在治污方面的效率能够比欧洲比美国更有效率一点。发展重化工业并不一定就加大污染的代价,也更不是因为治理污染而竞争力必然低下。”
迈向“世界工厂”过程中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要:回顾了世界经济史上三个“世界工厂”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结合其经验,对迈向“世界工厂”过程中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思路作以探讨。认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应始终坚持实施型人才的培养方向,重视对学生的创新教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同时,鉴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特别阐明了中国改进装备制造业的必要性和职业技术教育所应发挥的作用。
一、“世界工厂”与职业技术教育
“世界工厂”是对某种经济积聚现象的描绘。自一些文献将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称为“世界工厂”以来,“世界工厂”主要特指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上工业品的重要生产、供应基地,在市场份额中明显占据优势,在市场结构中有相对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经济史上有三个国家曾经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当时,三国各自的制造业总值在全球贸易总额中都占有绝对地位。梳理他们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世界工厂”与职业技术教育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作为世界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先发优势。著名的珍妮纺织机、提花机、水力纺织机、蒸汽机等都产生在这个国家18世纪后半叶的30年间,并带来一个多世纪“大英帝国”的繁荣。而这些发明、发现几乎全部出自于英国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工匠之手。学徒制是历史上早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在14世纪,行业协会控制着手工业和部分商业,学徒制是欧洲行会培养工匠或技术人才的重要形式(直至今天,某些职业从业者仍主要靠学徒制来培养)。但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英国较早地将学徒制由行业行为提升为国家行为,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562年,英国颁布学徒制法规,统一全国学徒制制度,强迫实行7年制的学徒制。1601年,英又颁布《济贫法案》,规定贫民子弟都应接受技艺训练。在圈地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学徒制法规和《济贫法案》成了英国推广职业技术教育的“变相”手段,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人才,率先进行了产业革命,奠定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基础。有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的经济成就,并非依靠在公学和名牌大学啃古书的学究们,而是英国最先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学徒制技术教育模式”。
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工厂”的是美国。1860年前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此期间,美国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但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极不对农场主的胃口,被讥为“书本式”农民。因此,各州的农业促进会、园艺协会的成员呼吁,创办农业大学,推动农业职业教育,并立法保障职业教育。为此,美国政府于1862年正式颁布《莫雷尔法案》。该法案规定:“为了对各行各业进行工业方面的文理科教育及实用教育,每个州立法机构至少必须捐赠、资助或扶持一所大学。”这些大学“在不排除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军事科学的情况下,教授与农业和机械有关的学科”。《莫雷尔法案》是美国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的颁布促使美国大学教育坚定地走上了应用性的发展道路。1917年美国又颁布《史密斯休斯法案》,该法案强调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永久性资助,并要求各州政府作出发展职业教育的规划。这两个法案推动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迅速发展。如美国教育史家卡布莱在《美国公共教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联邦政府给予教育的多种补助中,似乎没有别的补助像拨地兴建农工学院和以后拨款举办职业技术教育那样,获得更丰硕的成果了。”农工职业教育的发达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189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工业总产值占的比例达到38%,超过英、德、法、日四国总和(1913年,四国总和为37%),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世界工厂”。
职业技术教育对世界经济史上第三个“世界工厂”——日本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战后的日本教育体制中,直接兴办职业教育的学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既包括政府设立的职业高中、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还包括由企业举办的企业内部更为直接的职业教育。除此之外,日本其他学校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也是向职业、理工倾斜的。这种职业侧重性的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够理解、熟悉、使用技术的劳动大军和少数能够将日本的实际经济情况、日本的企业经营与引进技术巧妙结合起来的“改良主义者”,发挥了日本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能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思路
(一)要打造“世界工厂”,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重视实用型人才的培养
“世界工厂”是以制造32~_1k为基础的。我国目前制造业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许多实际问题。工业产值占世界份额偏低、企业规模偏小、产业发展不均衡、核心技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低等是我国尚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表征,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支能支撑“世界工厂”良性运转的高素质产业大军。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0。2002年的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开幕,这次博览会引发了专家学者对中国制造业的评论,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必须关切中国制造业,必须关注中国技术工人的培养,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因此,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做到:
1.充分认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始终坚持以“灰领人才”即高素质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和实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办学方向。
2.挖掘办学潜力,创新办学体制,为我国制造业输送和培养大量适用的技术应用性人才。面临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历史任务,高职院校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办学潜力,扩大自身办学规模;一方面要创新办学机制,拓宽办学渠道,利用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兴办由社会力量集资、学校办学的完全民办二级学院,两者结合,从量上保证制造业发展对技术应用性人才的需要。
3.面向社会,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鉴定和职业资格认证等工作,努力成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基地。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预测:未来50年我国平均每年需提供2-3亿人次的各类继续教育和培训。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教育教学资源,开展广泛的职业培训,用高素质的技术应用性人才逐步置换现岗低素质劳动力;积极参与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体系的建立和国外权威职业资格认证的引进工作,推动职业准人制度实施,建立与本校专业和本地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机构。
(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必须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1.更新观念。把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高职教育的首要目标,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2完善体系。因地制宜,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办学层次和科研开发能力,构筑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条渠道。
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国际产业调整、国际技术转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而这种转移、流动是梯度而非整体推进的,会选择一些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市场比较成熟的地方作为其一级梯度,而中国的国情决定沿海地区及中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是首选对象。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能否有足够的技术、人力支持、迎接这种转移,成为这些地区能否抓住这次机遇的关键。因此,这些地区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要扩大规模,完善功能,加大自己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力度;一方面也要适时地提高自己的人才培养层次和科研开发能力。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消化转移过来的技术,并渐进式地渗透到内陆欠发达地区,实现我国制造业技术和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3.提升内涵。要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基本(通用)技能和创造性智力技能的教育,提高应用性技术人才的综合素质。
应对工业化社会的需要,重视职业岗位能力、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突出职业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我国高职教育教学的重点。但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现代技术的发展的确取消并降低了对劳动者某些动作技能的要求,并对劳动者智力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当然动作技能的日趋简化并不意味着消失,而智力技能的作用虽然不断增强也不表明其独立,它们同时作为技术主体驾驭生产活动)。这是和工业化社会所追求的岗位技能专门化、复杂化特征相反的一种趋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亨利莱文指出,“过去科技的运用于工作场所及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科技将会进一步将工作简化和惯常化,并会减低工人之个性及判断的机会”,这样,“高科技的教育的含义就是:基础稳固的基本教育而非狭隘的职业预备队未来更为重要”。同时,在新兴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兴的职业岗位,这些岗位具有科技含量高、专业理论较深、综合应用能力要求较高的特征。夯实学生的技术理论基础,有助于学生应对不断变迁的职业世界,提高他们的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敏锐地抓住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问题
具体地说,就是在解决“人”的问题(技术人才的匮乏)的同时,解决“物”的问题(技术装备的落后)。不仅培养产品级的生产、服务、管理的技术应用性人才,还要培养生产产品的装备级的生产、服务、管理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不仅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基地,还要成为装备国产化、国产装备替代引进设备的研究基地。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技术装备的各制造业的总称。装备制造业决定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因此,充当世界工厂的国家,都把强大的装备制造业作为支撑。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不能仅仅停留在产品的高新技术化,而要适时地转入装备级的高新技术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工业化。但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却不令人乐观,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体装备整体水平低,技术主要依靠国外,产出效益不高。对此,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才和技术集中优势,直接介入装备生产人才培养,在装备制造业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1.重视装备制造业生产、管理、服务应用性人才培养,为进口装备本土化、装备国产化提供人力支持。
2.立足地方需要,与政府、企业联手,有选择、有重点地组织研制关键设备,争取有限目标,重点突破。
3.大力开展装备制造业服务工作。开展装备业服务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层面,是相对装备开发而言的。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研制并成批制造一种先进的供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是一种开发行为的话,那么,将国内外知名厂家的数控系统和伺服机构拿来更新过时的数控机床或将通用机床改装为数控机床,就是一种服务行为。前者具有突破性,它关系到能否创造出拥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名牌产品以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的大事;后者具有后援性,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业内人士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改革开放20年来各行业进口的数控机床中,已有原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鸡”趴在了“窝”里,等待更新、改装和维护。因此,高职院校可以围绕装备制造业在技术服务、法律服务、销售服务、采购服务、仓储服务、运输服务等诸多层面开展工作,促进国内装备制造业的良性运转。
中国打造“世界工厂”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而言,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艰巨的挑战。说是机遇,在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第一线的应用性技术、技能人才,时代发展为其提供了宽阔的舞台;说是挑战,在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在办学水平、办学规模、办学层次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坚信,只要始终坚持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办学目标,坚持服务经济,贴近生产、贴近技术,面向市场的办学方向,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术教育是大有作为的。
重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业已经增长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业的总体增长速度快10倍。
然而,对于在中国经营工厂的缺陷,人们的担忧不断加剧,这其中包括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在保护商业机密方面的忧虑。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依旧低廉,但这并不总是一个企业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举例来说,对于戈埃尔而言,这方面的影响就很小:新加坡每小时的劳动力费用是中国的两倍半,但在电脑的生产费用中,装配线上的劳动力费用所占比例不足2%。同时,工资的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熟练工的薪水。
在美国上市的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董事长麦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表示:“5年前,在中国雇佣一名工程师的花费只有美国的1/10。而今天,差距只剩下了一半。”伟创力是全球电子业第二大代工制造商。
其它成本也有所上升——比如运费。马克斯表示,许多企业已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尽管并非所有企业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马克斯称:“毫无疑问,在中国运营工厂的企业,在其它地方的运营成本可能更低。”
另一个忧虑,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荷兰电子企业飞利浦(Philips)首席执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对中国情有独钟,而他却表示:“我不想把很多包含专利技术诀窍的制造业务放到中国。我担心技术会泄漏出去。”
日本手表及精密零件制造商西铁城(Citizen)在中国有11000名员工,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Makoto Umehara)明确表示,这些员工被限制在生产过程中的低技术领域,原因是担心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中国法律气候变幻无常,权力分散在许多省级国有机构,它们彼此之间常常相互争斗,甚至与中央机构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经营企业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汽车配件公司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东南亚业务负责人阮文汪(Van Vang Nguyen)表示:“在中国要让业务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妥协和磋商。”
江森自控原本愿意独立经营,但却与不同的国有企业建立了5家合资企业,因为它无法与中国上下遍布的政府官员达成一致。他表示,印度的法律框架更富吸引力。
他的评论有助于解释印度何以吸引制造商们的关注,尽管流入该国的外国投资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
最后,主要工业化国家正在重新发现它们的竞争优势所在。研究集团美国精益企业研究所(Le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LEI)总裁詹姆斯•沃麦克(Jim Womack)表示,越来越多公司生产的产品说明书改动频繁,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如果工厂与消费者隔得太远,它很难对此类变化做出迅速反应。
美国电子产品制造商合宝(Hubbell)总裁提姆•鲍尔斯(Tim Powers)表示:“在我们的产品中,有40%是按客户要求定制的……中国就是太远了,我们无法把它当作自己的制造中心。”合宝产品主要在北美销售,大部分在美国生产。
上述疑虑需要加以考虑。很多企业——比如计算机制造商戴尔(Dell)等大企业和合宝这样规模较小的公司——将越来越多地向中国等低成本国家采购零部件,尽管其装配工序主要在高成本地区完成。
同时,尽管否定者数量不断增加,很多人仍然觉得中国富有吸引力。这个国家代表着“21世纪最大的商机 ”——英国制造工程师戈登•斯泰尔斯(Gordon Styles)如是说。由于对英国制造业工作中遭遇的困难感到恼怒,他于去年7月购买单程机票飞往中国。斯泰尔斯目前是中国南部东莞市工业企业、香港力丰集团(Leeport)旗下力明(Rapman)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制造活动的绝对数量令我折服,”斯泰尔斯表示,“在我看来,英美的制造业将被消灭。”
然而,对很多公司而言,最完美的方式将是咨询机构麦肯锡(McKinsey)美国制造业负责人鲍勃•斯登菲尔斯(Bob Sternfels)所称的“混合”战略。这种战略可以归结为:企业将生产按照一些变量(如技术复杂程度及与市场的远近情况)分离开来——在各种情况下,都选择最具实际意义的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是合适的地点,而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
瑞典工程公司山特维克(Sandvik)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彼得森(Lars Pettersson)正是这类实用主义者的典型。该公司工具业务为金属加工机械生产切割设备,在全球70个国家拥有 1.5万名雇员。不过,其最精密的生产工作仍在高成本国家进行,在那里更容易获取相关技术能力。山特维克共有4万名员工,其中四分之一在瑞典。
引人注目的是,彼得森表示,即便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扩张,山特维克输往中国的货物量,仍超过从中国运出的货物量。他补充称:“我认为,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仍将持续。”